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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嘉宾是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副主任宣登，这次的访谈主要是关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的学子阳光工程，请宣秘书长先介绍一下2006年这个工程的进展情况，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捐款大家也都比较关注。

 宣登：今年我们推出的希望工程圆梦大学——学子阳光首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大学生扶助活动，这个工作我们准备的时间比较长，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准备，通过我们在北京各个区县的工作站，找优秀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 7月20号在主要媒体上宣传后，现在已经有325名学生，就是北京籍的家庭困难的考学在一本以上的学生得到资助，大概资助金额在129.8318万。

主持人：具体每个学生是多少？

宣登：标准不低于4千，一次是不低于4千，如果有人愿意捐，四千肯定在四年里面按照现在的收费是不够的，作为第一年，帮助学生能够很好地救急，应该差不太多。

主持人：你们这个活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一个活动挺相似的，您也听说过吧，他们叫新长城活动，你的爱心，我的大学，你们这个活动与其相比，特色是什么，为什么要开展这个活动？

宣登：希望工程的圆梦大学—学子阳光首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大学生扶助活动，我们北京市是这样开展的，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做了七年时间了，从99年就开始做这个活动，当时我做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了以前都是做的小学的建校，小学生的扶助，在我们做工作的时候，经过十几年的工作之后，有些当年小学或者初中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这些学生最终能不能上到大学里，这个学费就是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单位的一些同事就做了一个调研，调研的结果让我们很吃惊，北京当时高校有10%到30%的学生是上学很困难，就是当时在北京高校，还不是北京籍，通过北京60多个高校当时有大概10%到30%的学生很困难。当时就把这个调查写了一个报告给市委，市委很重视，给批示。

我们推出这个项目，在社会上我的印象是第一家推出的，在1999年，这个项目推出来第一次活动记得很清楚是在10月1号，当时建国饭店做了一个50米的大蛋糕摆在街上，做义卖，行人都可以买这个蛋糕，这个钱还捐助学生。当时资助的是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的大概40名学生。这个活动推出来总的感觉不像现在大学生读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天325名学生里主要是老百姓资助，一对一资助。当时主要由企业资助，老百姓不愿意捐这个钱，觉得一个学生上大学了，都上了大学了，怎么还需要资助，为什么不去打工呢？我记得当时在北京电视台搞一个直播节目，当时电话就不断，基本上是质问。当时市委副书记的批示非常好，是滚雪球的方式，不但这个项目是在不断的增大，社会的关注也是在滚雪球的方式在扩散。

这几年扶贫基金会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也在关注一些大学生的项目，一个是社会发展，公益机构一定要关注社会的焦点，另外确确实实教育工作扶助工作政府是很重视的，政府做事的特点是比较严谨，特别像这种情况，这几年政府在不断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的事，包括现在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情况下，公益机构也能做很多事，不仅我们希望工程一家来做，其他的机构也在做。这可能是我们的共同点，因为我不太了解他们工作的对象是怎么样，我看他们是沿着长城在找孩子，北京捐助中心还是以北京籍为主，还是主要解决北京籍的学生上学的困难，在学生的选择上跟他们有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现在了解到北京籍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比例有多少，这些人怎么选择出来的？

 宣登：大概有10%到20%，这些学生在选择的时候，在今年过春节之后就开始选择了。

主持人：采取推荐还是什么形式？

宣登：是自己报名，我们在各个区县有工作站，我们授权的工作站，工作站给学校发通知，在重点学校里，老师觉得比较了解学生的，他们自己要报名，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情况跟他们写清楚，参加我们的活动可能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讲清楚，还要经过审查，一个是学校要审查，还要所在地区能证明他家里生活困难，不见得是低保。因为现在工薪阶层生活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网上挂的资料，家里有务农的，家里有生病的，还是有特殊情况的。这些学生高考以后，在录取以后再和我们联系，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资料。

主持人：今年的活动是从7月20号启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结束？

宣登：按照以前做的，我们选的学生，第一年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在第一年都要竭尽全力帮他们筹钱，也可能一年级没有帮他捐款，到一年级结束，把钱给筹出来。

 主持人：就是钱没有到位，人先到位。

宣登：对，不存在我今年捐了钱以后，少找孩子，把钱留在明年，这种情况很少。

主持人：但是这样不就会在做预算的时候，打算选择多少个孩子，不好抉择？

宣登：按照平常经验，每年大概在500左右。

主持人：今年捐的这方面情况如何？

宣登：现在已经捐出去325个，现在大概还有40多个学生将近50个学生，有人已经捐了，款没有到。现在还有150个左右的孩子没有捐助，今年社会都比较关注，我们感觉到前期工作做得还是比较顺，后期压力比较小。

主持人：现在捐的都是个体家庭是吧？

宣登：个体家庭很多，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设立的时候，基本上设立就是面向老百姓的，一对一的项目，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也有企业跟我们联系，主要还是家庭。

主持人：对受捐助的学生，有没有一些要求，有没有需要把关的？捐方和学生之间有没有直接的交流？

宣登：捐方要确定他确实有捐助意向以后，就让他们联系。

主持人：你们给他们推荐学生？

宣登：也可以他自己找，在我们范围里他自己找也可以。

受捐者多为郊区孩子很多城里孩子不报名

主持人：现在在捐这块，对捐方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宣登：没有要求，就一条，他是自愿的。 比如说有的家庭我来捐钱的，必须是自愿的，有些人最好是一家能商量好，以前有这种情况，我做好事，来捐钱了，过两天说我们家没有商量好，这个孩子再换一个。有这种情况，今年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主持人：捐款金额有要求吗，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捐物，还可以捐别的？

宣登：现在有人说希望可以捐点书，不是我们不收，是我们没有出口，孩子着急的还是他进学校以后第一笔费用，包括有人说我们家有一些衣服穿得还都挺新的，我们也没有能力接收，孩子最急需的，我们预算了一下，大概第一年学费一般学校北京大概5千左右。虽然学校有绿色通道可以晚交，免交，但是手续学校还有一个认定过程，不是马上就可以认定，但是有一个通道可以先进去。另外学生有一个学习的费用，生活费，学习费都在一起，这笔费用是4千多块钱，还需要学生自己努力的一个标准。这个钱给学生，一年如果算两个假期的话，加起来算两个月，一年算10个月，四千块钱生活费，一个月400块钱。现在很多学生有公寓的，住宿都是公寓的，不是你想住不住，现在就是公寓式管理，就得交这个钱，还有一个现在学生交的作业都是电脑的，哪怕买一个破电脑经常坏也要买，另外吃饭，比如一天算十块钱吃饭是最简单的，我们上班可以上22天，吃饭不能吃22天，光吃饭一个月算下来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包括买点书，其他点材料，就很紧张。不算学费，家里再凑一点，提出这种要求的家里，父母真得希望公益机构来资助一下，应该是没有办法，一般的家长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

主持人：现在受捐助的这些孩子是城里多还是郊区得多？

宣登：主要是郊区的孩子。有几个原因，我们做了7年了，第一个原因按照现在今年的捐赠的情况，孩子比较透明的，因为都是散户捐的，现在我们捐款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很富裕的，基本上都是说一个夫妻俩人加起来一个月四五千块钱，都不是很富裕的人，甚至很多是退休以后，老人来。他们要捐四千块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上一次我认识一位康先生，在一个公司里，他是高级工程师，跟我聊，他去年的时候来捐，他夫人也在一个公司里是会计师，也算是白领，在国企，收入加起来也就四千多一点，要捐给一个孩子，可能这个月没有花销了，就白干了。所以他们希望把钱用在一个最希望资助的人，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料。我们客观地说，城里跟郊区的人概率不一样，城里可能密度更大，居住得更近，有些人有顾忌，虽然家里有困难，家长为孩子另一方面着想，不愿意公布更多的个人资料。

还有一种情况捐方很多人他的概念里认为郊区的比城里的穷，实际上未必，我们在做的感觉中，实际上郊区的学生因为家里有地，相对还不是那么困难，但城里很多是下岗的。捐方感觉你为什么不去找活干，为什么不去当小时工，很多活都可以干，为什么不去卖早点。提这些问题。我想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情况，可能捐方说的有一部分人存在这种情况，但是还有很多人有自己客观的原因。比如说他挣得钱跟低保差不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不如在家里把家里照顾得好一点，有很多特殊情况。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郊区的孩子捐得多，城区相对比较少。我发现我们工作站把这个消息发给这些学校的时候，城区的孩子报名的情况不多，很多城区的孩子不报名。

主持人：是你刚才说的原因吗？

宣登：可能这其中是一个原因。

主持人：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这么突出呢？

宣登：这个问题我们也探讨过，我们在城区做调研的时候也接触过这个孩子，但是这个话题很沉重。这几年我们一直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到底是什么感觉，但是话题特别沉重，弄了很多次，都没法进行。我记得还是上一个郊区县一个县城里，两个女孩，问家里情况，她就跟我说，她父母双亡了，现在有两个哥哥，有一个是亲的，有一个是父母再婚的。说到一半孩子哭得没法问了。包括城区里去的回避这个，老师给我们介绍说除了资助这个以外，希望心理上给一些辅导。从目前我们要做的事说，要说做实，您刚才说要不要捐物，实际上是需要的，对这些学生的关注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光是钱，但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很遗憾的是我们人力非常有限，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做好多应该更深入的事，现在做不了。一个是做这个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人着急马上等的就是钱。等这些人做完了，明年又来了。我们研讨过，是不是有些人捐赠捐点其他东西，这是需要的，关键是我们的投入没有那么大，能力有限。

主持人：2006年学子阳光专项捐款的目标是什么?

宣登：现在网上挂出来了，前前后后挂出来的学生大概有500多，最近期的目标，想在8月中旬左右能够把这些钱发到孩子手里。我们是北京籍学生，北京籍学生绝大多数在北京上学，还有北京籍的学生在外地，在他动身离开北京之前，我们应该把钱发到学生手里，这个我们首先要做的。到昨天为止还有152个孩子还需要资助，在我们网上，现在等待资助的还有这些。最起码争取在今年让这些孩子有着落，说人们的心里状态跟他的生存环境、学习环境是有矛盾的，如果这个孩子学了学校以后，学费也是绿色通道，生活费也是有同学凑，你要天天跟他说，不要有压力，要鼓足勇气，面对生活，生活将来是美好的，这对孩子来说是不现实的，首先应该把他的具体困难解决一步，在这个概念上，再做其他帮助他的事。

主持人：150多个人，一个人按4千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宣登：实际上就是60万。

主持人：如果是企业的话，一个企业就完全可以捐出。

宣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项目在社会关注时间不够长还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建希望学校，很多企业一个学校10万、20万，我们这个项目也跟他们谈，但是很多企业不是特别地喜欢做。

主持人：他们的困惑在哪里？

 宣登：可能希望工程以前一直都讲，最早都是做得基础教育，到我们那里捐款有很多外企，他们觉得到郊区去，一看这学校这么破，要捐助。但是包括很多的合资企业、外企，有些企业的观点是成人了，应该自己想办法了，应该自己去解决问题。

主持人：这样对每个个体大学生的压力确实很大，让他一年赚四五千或者上万的费用，还得继续上学。

宣登：我觉得是压力很大。

我们对捐助和受助全过程进行审计

 主持人：这个活动最开始做的初衷是什么？

宣登：当时这个活动99年开始做的时候，还不是特明确做哪个群体，大学生里有很多群体。 当时在调研过程中，比如中央民族学院贫困生比例就更高，都是外地来的，有很多都是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就更高，当时同事就想希望工程既然是关注教育，最开始做的关注是小学生，是不是也能关注大学生。课题组的几个同事研讨的时候能不能关注大学生，而且作为教育是一个漫长的，作为家庭是投资也好，国外很多地方都是作为投资，终极投资出来，那就是上大学。中国比较好的就业，改变家庭命运就是上大学，你资助学生资助了一半，特别像城里的孩子跟其他外省不一样，北京的孩子或者在北京上学的，如果没有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在现在的社会他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调研出来以后，从2000年以后，教育资助体系是连续一贯的，现在大学生叫学子阳光，除大学生以外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就叫希望之星1+1，当时就是小学，不涉及初中、高中，现在的调查结果是这样，家庭还很困难，除非这个孩子上了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否则的话会持续的，而且可能会越来越边缘化，比如说父母下岗了或者50多岁了，因为学历比较低，或者企业倒闭了、转型了，波及到他，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以后，他既没有知识，这个社会需要知识，另一方面也没有体力了，因为50多岁了，如果他的孩子还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就是资助到小学，初中也不管。实际上小学上学就困难，到高中也是困难，这个困难不是一天，长时间就是这么下去的，甚至家里有一个有病的，父母俩中有一个得了大病，背了一屁股债，高额的医疗费用，很多您都还不清。这种情况可能是持续的。

这个观念要在老百姓当中接受，很多捐助孩子，我捐一个，从小学开始捐，现在里有一些捐助到大

学了，条件允许的，有这种情况。

主持人：这样好一些，从希望之星到学子阳光，捐助人和受捐者互相都比较熟悉。

宣登：我们社会的一些企业可能对大学生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我跟一些朋友聊，他们也不赞成，说他们应该自立了。

主持人：我知道有的慈善机构在做大学生的，企业的捐助稍微多一些，我们从99年就开始了，6、7年做这个事情，打的基础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为什么这个企业反倒参与的少一些。

宣登：可能和我们这些项目的设置有关系，这个项目设置的时候，就是一对一的，要透明的。

主持人：这样的好处在哪里？

宣登：因为各个机构情况不一，比如有些机构是全国性的机构，知名度各方面确实比我们好，我们是一个北京的公益机构，从这些年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来看，更多的是老百姓对我们的关注，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更多的还是面向老百姓，捐助方是老百姓，接助方也是老百姓。我们最早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是这个出发点。这些年我们筹集捐款发放大概800多万多元，学生大概也有三四千人次，有些学生已经毕业了。按照主持人的想法，数目不够很大，从我们的角度也感觉需要社会的关注，从百姓的关注程度来看，这几年每年的情况都是一年比一年好。

主持人：有的大学新生因家庭困难也想申请学子阳光，现在还能申请吗？

 宣登：学子阳光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消息。工作重点是我们手头的孩子，做完之后，也可能很快这些孩子就会得到资助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找一些孩子去做。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还是要把现在的事做完。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就是作为公益机构，你们是如何做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的？

 宣登：这个活动我们找的是晶鑫磊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对我们项目进行审计，这个项目要审计，现在是公开的，一个捐方到我们那里去捐钱，在网上确定孩子之后，把钱交给我们，当时把他的信息录到电脑里，就会找到，我捐了钱，比如在一分钟之前捐了钱，一分钟之后就录到电脑里，因为这是一对一的，这个孩子在我们那里只能得到一份资助，得到捐助之后，这个孩子在网上不出现了，比如现在有152名孩子，明天到网上搜索只有150个，肯定有两个孩子被捐走了。

主持人：就是说捐助人之间和捐助者之间可以互相联系？

宣登：捐了钱之后可以联系，我这个机构在网上，随时可以查了，比如我捐了四千多块钱或者更多，捐了以后，马上工作人员结完帐，就录到网上，给你一个捐赠号，我捐了4千多块钱，给一个捐赠纪念卡，给一个收据，告诉一个号，这个号就是我捐赠的号，一查我这个号是多少号，电脑里也有，爱心网里有登记。这样也便于审计，当然还有收据也是要审计的，开了多少张收据，收多少钱，最后发了多少钱，全过程都要审计。这些项目既然是面对百姓的，百姓对于透明公开是非常在意的。这是我们做工作里也是做得比较细的。

主持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了，在学生的选择上，你们采取了自己报名的形式，你们确定500个人，可能有一万个人报名，这一万个人当初都认为自己是贫困的，你们怎么确定这

500个人。

宣登：当初报名肯定比现在多，但不是特别多，不是说500跟一万的关系，除了我们一家做公益，关注这些大学生之外，还有其他的公益机构也在关注大学生，各自都在找，根据自己的资助的标准和工作理念在找自己的优秀贫困大学生。在我们这块体现两个，一个是优秀，一个是家庭比较困难。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家庭比较一般，不是在低保，可能在低保上下或者低保稍微高一点，但是学习成绩比较好，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还有一种切断家里很困难，可能是孤儿，但是学习成绩不像前面说的一类很好，但也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东西严格地说取谁不取谁，不是我们说了算，由捐方来决定的。我们现在确定大学一本的学生，家里有困难的，这不是我们定的标准，这是这么多年捐赠过程中，不断摸索捐方的要求，我不能弄那么多学生弄到报纸上、媒体上，没有人捐，那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我们是综合了大多数捐赠者的想法，但是说是不是一定就是只要学习好，家庭稍微困难一点就有规定，有的上二本，甚至有的上三本，甚至有的上大专，也有捐方我就捐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非常不容易，他家庭不好，我就要捐他。

主持人：我理解这个一对一的捐助形式，给了捐助者选择的权利，也保证了学生的各种形态都有，比较全面。

 宣登：应该是这样，应该说学生学习成绩好有优势，作为我们公益来说，家庭困难的学生特别从小学开始一直考上大学是挺不容易的，实际上可能一个成绩因为学习条件不一样，付出的努力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做的宏志班的学生，有些就没有考上一本，可能是二本，但是社会上对他们的精神，这种努力很认可，现在还有一些学生没有被捐助，但是问题不大。总得标准不是我们定，划一个干部说谁行谁不行，主要还是从捐方的角度来考虑。

主持人：阳光学子今年主题活动是针对刚刚考上大学的，往年有没有针对大二、大三、大四的？

宣登：今年在做活动的过程中，有些往年捐赠的人，比如去年捐的，今年学生上二年级了，每年有人专门做这个事，他这一年很忙碌，除了做新生，二年级、三年级，甚至有的捐方愿意捐到四年级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每年有相当一部分还处在二年级、三年级。

主持人：占多少比例？

宣登：比例不是很大，大概一年总得有20、30%。第一种情况比如今年捐了500个，到了明年有相当一部分捐方我就是救急，我今年帮助你上大学，今年一年适应大学的生活了，因为中学生变成大学生了，不了解校园，不熟悉生活，学习方式不一样，今年基本上不用打工，你去适应了。明年你就自己想办法，要自立了，有一部分人不这么做了。还有一部分人愿意资助，你要去打工，首先要学习好，因为很多孩子身体都很弱，因为家里很困难，营养也不够，身体很弱，首先要学习好，但是在身体比较能吃得消的情况下再去打工，如果不行再跟我说。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清华的学生，他学费很高，一年都好几千块钱学费，第一年人家资助他，过了几年以后，每年都要求给捐方写信，我不需要那么多钱了，第一年资助他八千多块钱，第二年跟他说我现在需要五千多块钱就行了，第三年说我需要二千多块钱就行了，第四年说我不需要资助了，我现在有课题了。相对理工科学生比较好一些，文科的学生差一些，只能做家教，遇到好的学校，家教比较容易一点，学校知名度差一点，或者不是有名的学校，实际上学校也不错，但是做家教困难多一点。

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公益机制需要探讨

主持人：我们做了六七年的阳光学子工程，说说期望，首先对社会各界捐款的期望？

宣登：要说我，作为公益机构来说，最大的期望就是不是我们能筹多少钱，第一能够尽快形成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国家、社会对教育自主的有些机制，就像国外有些发达国家他的机制是比较健全的，学校也是融资了，我们学校也在做这些事。除了我们在做，学校也在做，政府也在做，但是作为一个机制，严格地说还在起步阶段，包括刚才您提的问题，新长城也在做，你们也在做，大家都在做，你怎么看这个，大家做的是一件事，包括政府、银行贷款，学校都在做，但是做，怎么去应对机制，怎么互相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很自如，又很好地衔接，这是我们现在应该探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实事求是是我们企盼的事情。作为北京市的一个公益机构，只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主持人：您的感觉，因为国家没有这种机制，各个公益机构都是各自为营，有点浪费资源？

 宣登：对，我不知道现在谁该做这个事，打比方，比如我们做了，心里有的孩子是4月份开始找的，可能到后来有的人问了，怎么别的机构也挂他的情况，有这种情况，包括您说的，比如我们申请的孩子，有些说是不是就这么多孩子申请到，肯定不是，你按什么比例也不可能是500或者我们当初发的资料发到800或者1000，不可能这么多比例，最少10%到20%。但是有其他公益机构也在做。说大点有点信誉机制的问题，比如一个学生这个机构找他，那个机构也找他，那他的信誉机制在哪里，有可能就是撞车了，完全有可能撞车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会减少混乱。再一个，只有走上正规滞货，我们的工作作用越做越少，作为教育领域资助，最终极的目的是让现在资助的孩子们应该越来越少，不能说我们越做，工作越多，这个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只是一个过程，现在需要得多，就做得多，很多事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做，不光是上学费，还有很多事都可以做，现在做得很初级的。

 主持人：这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期。

 宣登：包括学校、社会、政府、银行，很多部门，最后谁来牵，不知道发达国家采取什么机制，我们现在做公益的过程更多的他是很直接的，我捐钱给谁，我一对一的，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以后，成熟的公益机构，除了四千的标准以外，还有多捐不限，今年有一点，把钱交给你，我相信你你来做，你决定给谁。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只能让捐方来挑，因为这些孩子都要等着钱用，但实际上捐方是不是想着这个孩子不一定，可能我学医的，我要资助的就是学医的，其他再困难的我不考虑，我可能学计算机的，就是资助学计算机的，因为我对这个行业理解是苦是累，但是不是最需要的，很难说。

主持人：还有一点，对贫困学生有什么样的期望？

宣登：作为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知恩图报。知恩肯定是好心人，资助你的，在你的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帮了你一把。你到银行去贷款，我去贷款，不一定贷得够，看学校，有的学校贷款的名额就少，有的贷款名额多。现在好心人，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毕竟把钱拿出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救了急了，感恩之心应该有的。第二个是图报，应该回归社会，小点说今后有能力的时候，对自己的捐方有一个感激之情，感恩之心，更大的要回归社会。我们碰到这样的捐方，很感人的，他说我捐钱，他说我以前也是一个贫困生，以前也是别人资助，国家当时上学政策很好，没有怎么收学费，另外有好心人帮忙，我完成学业了，现在我有能力帮助别人，不知道感谢谁，就感谢政府、社会，我怎么感谢政府，就做一些实事，周围我知道你们做这个活动，就来搞这个，是爱心传递。这是我们最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得事。

主持人：最后您在网上公布一下你们的捐款热线和办公地点吧

宣登：我们的热线是66110001，是周一周到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17：00，四部电话，66110001，66110002，66110003和66110004，地址是西直门南小街68号，北京青年宫229室，网站是www.bjydf.cn，可以在网上登陆，如果有银行卡可以在网上直接转，邮寄寄款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打热线电话。

主持人：捐款的人中有外地的吗？

宣登：外地也有，时间比较短，可能到8月份有一些外地，前两天接了一个电话是新加坡一个华人打电话，说我看你们网站，找到一个孩子，怎么把钱划过去，我说你上我们网看我们的网站找光大银行，他说我找我的朋友到北京来捐，也可以，还有广州、浙江的都有，现在网络很方便。

主持人：肯定在开学之前，受助的学生都可以上学。

宣登：现在在做计划，大概在这个月中旬就把钱发下去，也希望你们能追踪我们的报道。

主持人：好的，谢谢宣秘书长，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